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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如果你认为经济还像过去那样运作，那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如果你观察一下，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向小政府和大量资本主义自由的转变。你看到了一种政治反应，它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你看到了类似特朗普式的心态。基本问题在于，你需要政府出面，停止在贸易新自由主义共识方面的做法。你不能依赖其他国家，所以你需要独立，并将贸易视为零和博弈，即如果你有贸易逆差，那实际上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政府对这些事务加强管控所带来的其他因素，都改变了游戏玩法。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你得做出调整。

　　因为它不是唯一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深入研究这个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你看看自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例外主义真正兴起以来的美国股票，在过去15年里，以通用货币计算，美国股票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股票的表现是这15年里最差的。所以在表象之下，你能看到这一点。但美国当然也受到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另一件大事的冲击：AI正在吸纳巨额资金，且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稍后会谈到。所以，一方面人们正在质疑美国的智慧和法治，在机构投资者等群体中都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你有一个抵消因素：你还打算在技术革命的哪个领域进行投资呢？事情还在继续，你已经看到那个规模有多大了。

　　Greg Jensen：1996年，从本科阶段开始。我被桥水吸引，当时那是个小地方，只有40个人。但我被这些基本概念所吸引：即你要有自律精神，把你相信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然后进行压力测试，看看它们是否真的正确。这在很多方面都与我的个性十分契合。我说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意义。在宏观经济如何运行、市场如何定价等问题上，将人类的所有直觉转化为算法——在这个阶段，桥水基金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专家系统。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专家系统，一切都是人类的直觉。我致力于让数百名真正聪明的人将他们的直觉转化为算法。我的专长是激发这些直觉，并建立一个社区，让人们将他们的直觉存入我们的体系，从而实现深度理解。

　　然后我说，我们何时才能不仅仅是制定规则来支持人类直觉，而是让技术拥有真正能超越人类的直觉？我在2012年开启了那段旅程，当时根本没有那样的东西。有大数据、出色的模式匹配，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直觉。但我一直在寻找那些我知道我们需要推理引擎来产生直觉的部分。随着语言模型的发展，你需要可诊断性的发展，你需要弄清楚如何处理数据量不大的小数据问题。我走遍了世界，这段旅程把我带到了OpenAI。我是OpenAI首轮投资者之一，因为他们当时在做独特的事情。那大概是2016年，埃隆·马斯克刚刚卸任，他们需要资金，并且正在做相关决策。

　　Greg Jensen：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我们在如何处理AI的问题上对桥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我个人对此进行了投资，因为我感兴趣，想看看我们如何将这些部分整合在一起。我对AI安全问题也很感兴趣。总之，我当时参与了那个项目，结识了很多科学家，了解了他们的想法，这后来让我接触到了Anthropic，因为我认识的一些顶尖科学家创立了Anthropic。我确实是那里的第一批投资者之一。但这一切都是一场探索之旅，探索我们如何才能找到那些创造出可与人类媲美的推理能力所需的要素。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旅程中，我和杰西·科恩（Jasjeet Sekhon）在一起，他是桥水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Greg Jensen：就在那时，所有的工具都汇聚到了一起，我觉得我们可以整合所有的要素，实际上可以打造一个人工智能投资者，它在如何思考世界、如何真正形成对世界的直觉、如何制定规则来应用这种直觉等方面，能够与你我一较高下。到2024年，我们认为我们有了一个足够聪明的投资者，能在这个世界上创造超额收益，并且我们已经与一些了不起的客户一起这样做了。所以现在，我的工作是同时管理Pure Alpha（所有人类直觉汇聚之处），并运营着围绕机器学习智能体设计的独立实体。

　　Greg Jensen：我想说，人们大大低估了我们之前所处的费用情况。我过去常说，泡沫在我们前方，而不是后方。我总会遇到类似“这是泡沫吗？”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我认为会有泡沫，但我们离泡沫阶段还远着呢。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在冲击他们，不清楚这件事有多重要，以及会投入多少资源。因为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周期。当你有像埃隆·马斯克、山姆·奥特曼、谷歌等这样的人物和公司时，他们的业务受到威胁，并且认为有能力在几年内掌控世界，他们就不受典型周期中常见的利润激励因素的驱动。这不是一个与其他资本支出销售相同的资本支出周期。这笔钱肯定是要花出去的。我想在2022年、2023年时，人们会想，他们会把这个项目建成吗？也许有一天他们会证明这是一条死路，但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还很遥远。数据中心将会建成，半导体也将会被使用。这都是必然的。

　　Greg Jensen：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你已经置身其中。我就说一件事，在今年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正在构思明年的文章，虽然有些夸张，也尚未完全成型，但主旨有点像“我们现在都成了巴西人”。尽管巴西的债务大多以本币计价，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限制。现在的情况不像90年代的巴西，当时的问题是有无法偿还的美元计价债务。但尽管大部分债务以本币计价，他们仍然在所能做的事情上非常受限。你开始看到英国正处于这种情况之中。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更多发达国家因触及财政政策的极限而受到制约。财政政策的局限性很复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就拿日本来说，其政府的预算和累计债务可能达到GDP的300%。而在巴西，你可能会在60%或80%的水平上达到这一上限。区别在于你有多少国内储蓄、多少生产力、多大意愿以本国货币进行储蓄。但所有国家都有其限度，我们正在某些国家试探这些限度。这意味着你正从一个政策制定者在出现问题时不受约束的世界（他们可以降低利率、印钞和支出），转向一个越来越多国家受到约束的世界。按照我们的衡量标准，美国也接近这种情况。在这个世界里，当你受到约束时，花钱实际上会适得其反，而不是产生积极效果。英国、如今的巴西都是这种情况，而美国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认为我们在机构问题上正处于这种艰难的困境。你已经看到，世界贸易组织现在甚至都名存实亡了，所有国际机构似乎都已消失。而在美国，国内机构正在相当迅速地衰落。虽然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而且我确实认为我们明年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他们将首次任命一位（美联储）主席，这可是很长时间以来的头一遭。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曾在美国发生过，即主席的提名会多次被投票否决。在政府执政期间，那将是一个有趣的时期。特朗普政府试图让更多会与新主席保持一致投票的州长当选。但在一段时间内，美联储内部会出现严重分歧，主席可能处于少数派地位。

　　Greg Jensen：你看，欧洲有两件事变化很大。首先是财政举措。欧洲已经意识到，不能把经济建立在向美国出口的基础上，必须打造一个更具本土特色的经济体。向财政政策的转变有利于国内公司的利润增长。你需要转向一个更独立的环境，而且我认为他们会这么做。欧洲的公司已经看到了美国发生的事情，问题在于要更好地对待股东、向股东返还资金以及进行股票回购。实际上，欧洲在很多方面已经比过去一段时间更倾向于股东友好。而且那些规模较大的公司，如果看看在欧洲和美国直接竞争的公司，它们的估值普遍较低。在很多情况下，欧洲公司实际上比美国的同类公司有更好的收益和管理。

　　Greg Jensen：关于债券，这还是得稍微取决于你的起点。我认为很多投资者在利率为零时就抛售了债券，而如今利率上升，实际利率也有所提高，使得债券在投资组合中又有了一席之地。但我想说，债券已不再是过去30年的样子了。这些财政限制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当你触及英国那样的极限时，债券、股票和货币之间的相关性将会发生变化，你将拥有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分散投资工具。当财政政策成为如此强大的杠杆时，债券的重要作用在于，它能在重大通缩和通胀放缓时期实现多元化投资。但如果你认为存在脱节，而他们会继续推进财政刺激，那么债券的对冲效果也不佳。所以我认为债券在这种情况下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大规模供应，财政供应规模巨大。

　　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该如何整合它？因为在那之前，桥水的一个人可能用Excel做某件事，另一个人用C++做，还有一个人用别的方式。这行不通。你得涉及九种不同的语言和所有这些不同的呈现方式。通过达成共识，即我们在整个公司范围内构建最佳的实现方式，并且每个人都在该平台上工作。当你做出改变时，它能以更好的方式贯穿整个流程。在技术和流程中展现你的文化非常重要，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这也为我们迎接现在这个AI世界做好了准备，因为人类很难剖析所有这些东西，而AI正是为此而构建的。

　　Greg Jensen：我真的这么认为。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想我们又在把它重新整合起来了。但我仍然认为，在当时，这就像亚马逊的经验一样：当他们开始尝试为自己的仓库制造机器人时，一开始很糟糕，因为他们试图让机器人去做人类正在做的事情。一旦他们转变为围绕机器人进行设计——“我不需要人形机器人，我需要能在仓库里搬运东西的机器人”——他们就获得了惊人的效率提升。如果你试图让机器人做人类做的事情，那就会有麻烦。我认为这在商业领域也是同样的道理。AI尚未席卷美国企业界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一直试图用它来取代人类，而不是围绕这项技术进行设计并重新调整流程。

　　回顾那些让桥水更成功的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在历史上也曾多次搞砸过。比如，曾有一段时间，透明度和反馈的要求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你被要求必须透明，必须获取反馈。但实际上，高层的透明度并没有做到位。后来我们认识到，必须将透明度和反馈的箭头指向上而不是向下。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CEO尼尔·巴尔·迪亚（Nir Bar Dea）。最需要反馈、透明度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是组织的高层。给团队里的初级成员提供坦诚的反馈很容易，对他们或许有些帮助，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领导者能得到反馈。

　　Greg Jensen：没错，这正是我内心最糟糕的部分。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一点，揭示它，并在你这样做的时候让别人帮助你看到它，那就太棒了。那位26岁的年轻人不太可能说出这话，但如果你能有这种自我洞察，那该多好？实际上，认真倾听和思考“我遗漏了什么？”并没有任何坏处。坏处只在于你是一个脆弱且自尊心强的人。如果我不这样做，就会错过所有这些宝贵的意见。所以我肯定有这方面的缺陷，我能感受到那种愤怒，心里会想：“你以为你是谁？”但我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当我有那种感觉时，我会珍惜它，因为我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在说一些你试图屏蔽的话。

　　Greg Jensen：我们也在不断进化。有很多关于桥水的报道，但媒体所描述的与实际情况关系不大。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不适合每一个人。对某些人来说，“透明”带来的痛苦实在太大了。我认为有两种失败模式：一种是过于开放而不敢坚持自己的信念，另一种是过于固执而不愿接受外界信息。我们试图在“心态开放”和“坚定自信”之间取得平衡。这是你希望尽可能具备的两种特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冲突，但却是实现进步的途径。如果你对人保持开放、善于倾听，同时又愿意说出自己的信念，这就是最佳组合。

　　Greg Jensen：这在很多方面都形成了一种很棒的动态。我受益于雷在50年间所产生的复利式影响，因为我们将其沉淀了下来。雷有很多伟大的基石理念。他理应获得这样的赞誉，他提出了许多关于投资组合管理的前沿理念。早在其他地方还没有类似产品时，我们就为机构设立了对冲基金，以创造不相关的阿尔法收益。在通胀指数债券等领域，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能最重要的是，雷非常笃信文化的力量，相信要打造能够经久不衰的事物。

　　我有幸拥有这些宝贵的财富。和大多数伟人一样，他也会在不经意间对周围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大约15年前，雷就认为要花十年时间来找到取代他的人。当时这听起来有点疯狂和傲慢，但事实确实如此。值得称赞的是，他最终确实放手了。你知道，放手有时是很难的。这里有像鲍勃·普林斯（Bob Prince）这样在桥水工作了三四十年的人，所有人都全身心投入到桥水的长期成功中。大家对于如何去做有不同观点，但如果你身边的人都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而且他们都是好人，你总能找到出路。

　　Greg Jensen：最艰难的决定可能是我们对投资引擎进行的大规模重组。在新冠疫情前，我们犯了专业上的失误。之后，我们思考如何在管理大量安全和知识产权的同时，更自如地分配决策权、赋予员工权力。我们为此迈出了一大步，这意味着需要将许多在桥水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从某些流程中移除，因为他们拖慢了进度。他们并非有意如此，但他们是在一种决策高度集中于CIO层面的旧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我们需要解放优秀的投资者，让他们独立工作。完成这种转变，是一个极其痛苦但同时也极具影响力的过程。那些让在旧模式下表现出色的人离开，以便转向一种新的产生想法的模式，可能是最难做出的决定。

　　对我来说，理解世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有意义的工作，这些事情融合在了一起。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想要同样的东西。我更愿意分享我的经历以及让我快乐的事情。我完全相信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和有意义的工作。我的妻子、我的三个孩子，拥有这些能在你奋斗遇到困难时支持你的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以及与能促使你做到最好的人一起做有趣的工作——这些都是对我有用的事情。我很幸运能拥有它们。除了在有感觉的时候能知道，我不清楚自己是否有什么好建议能告诉你如何达到那种状态。我找到了我热爱的事物，并能以极大的热情为之奋斗。